卷十向北行第八百五六章【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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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六章 【尾大不掉】
這種土地等級所有制，由於進獻者和受獻者之間沒有建立以私人武裝組織為基礎的嚴格等級關系（主從關系），所以得不到強有力的保證。進獻者和受獻者間只是寄進契約所規定的關系，而這種規定主要是保證進獻者（開領主）在莊園裏的實力地位。實際上，“本家”、“領家”等各級領主大多是名義上的領主，充任莊官的開領主才是莊園的實際所有者。他們不只掌握莊園經濟、行政、司法等權力，而且也是莊園武裝力量的組織者。莊園領主能不能順利地調動莊園武力，完全取決於莊官的態度。
這個時期莊園的農民已經成為莊園的專屬農民，即“莊民”。莊民生產糧食、農副產物、山林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這些產品除滿足莊民本身需要外，還供應住在奈良、京都的莊園領主。這表明，莊園經濟是一種農業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整個莊園便是一個同外界很少聯系的經濟整體。
而到了如今，莊園領主制確立起來。封建莊園占全國土地之半，而所剩餘的一半土地由於“知行國”制的確立，也逐漸封建領地化了。“知行”意為對土地財產的直接支配。“知行國”或“領國”是指特定的個人（皇族、廷臣、後來也包括“武家棟梁”）擁有知行權的國（地方），實際就是采地，這些知行國進一步變成了皇親、權貴和武家的世襲領地。
而說到這裏，重點也就出來了：由於知行國漸漸變得尾大不掉，皇親、權貴和武家的世襲領地不斷侵蝕國家的根本，如今日本的朝廷眼見又將陷入桓武天皇改革前大名把持財權各自為政的政治怪圈，所以感覺自己也算年富力強的鳥羽，便想再來搞一次改革，誰知道卻是還沒開始就崩了盤，他的親爹白河讓他下臺也算是為了他好，總算保了他的一條小命。
前面說了，桓武天皇能夠搞政治改革，靠的就是支持他的大名藤原氏族，在後來的改革逐漸成功之後，以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勢力自然日益顯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搖直上，至9世紀下半期，竟達到建立攝關政治，獨攬朝政的地步。
而作為最大的權門貴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優厚賞賜，以接受“職分田”、“位田”、“職封”、“位封”和臨時賞賜的名義，獲得大量土地、勞力和財富，遠勝他人。這是藤原氏政治家的經濟基礎，但能攫取最高權力，主要是靠不斷玩弄權術打擊他氏，以及同皇室聯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公元9世紀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頭之後，立即將其女兒送進宮中作仁明天皇女徹，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o年—公元857年在位）獲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o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將其女送進宮中，從而成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過制造“承和之變”和“應天門之變”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壓倒政敵。結果先則於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當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個太政大臣，繼則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為幼小外孫清和天皇“總攝庶政”，進而於貞觀8年（公元866年）正式獲得“攝政”稱號，開始了名副其實的人臣（臣下）攝政。良房之後，其養子藤原基經（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攝政，並於公元887年被剛即位的宇多天皇賦予總攬國政全權。詔書說：“其萬機巨細，己統百官，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
“關白”一詞取自中國歷史名著《漢書》，系“稟報”之意，在日本不久便變為官職之名，等同於丞相（宰相）。這樣，藤原氏便開創了日本史上“關白政治”這一特殊政體，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時作“攝政”，天皇成年後作“關白”的政體。
以藤原氏為代表的官僚貴族集團的統治已完全失去進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墮落。他們追求的是富麗堂皇的宮殿、神社和當作別墅用的佛寺、盛大的節日儀式、游宴、裝潢貴族老爺身份的文學和音樂，對於滿足這種奢侈生活來說，來自國家的龐大收入猶感不夠，於是便大搞賣官政治。對於能夠出錢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錢多少賣給國司及其以下相應的官職。國司一職最有貪汙財的機會，許多官僚貴族紛紛通過賄賂藤原氏弄到兼任國司之職，身在京都，派代宮赴任，稱為“遙任”。國司毫不顧及生產，在國衙領內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領”綽號。當時流行著“受領跌個跟鬥也要抓把土”的說法，形象地說明了國司的貪婪。
而尾大不掉的代價，就是要面對這些大名逐漸膨脹的野心！
在公元1o世紀3o年代前後，日本幾乎同時生了兩大叛亂事件——“平將門之亂”與“藤原純友之亂”。前者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後者生於天慶2年（公元939年），故史稱“承平、天慶之亂”。平將門（公元94o年）屬於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總地方，公元935年同族生內訌，朝廷進行幹預。為此他糾集反抗國衙的關東武士驅走關東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關東八國獨立，在下總猿島築起宮殿，自稱新皇。
驚慌的朝廷於公元94o年派軍征討，但征討軍末到，叛亂已被平氏同族平貞盛和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平息，這兩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純友（公元941年）是伊豫國（今四國愛援縣）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餘只船動叛亂，襲擊淡路、讚歧兩國國府，邁進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經基平息。“承平、天慶之亂”說明，朝廷已無力鎮壓叛亂，必須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從這時起，地方武士的實力也開始得到中央的承認。
此後，又生了開始於房總而又迅擴展到上總、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亂”（公元1o28年—公元1o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將領表現無能之後，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賴信，迅解決了問題，據說源賴信之名使平忠常喪膽，不戰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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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土地等級所有制，由於進獻者和受獻者之間沒有建立以私人武裝組織為基礎的嚴格等級關系（主從關系），所以得不到強有力的保證。進獻者和受獻者間只是寄進契約所規定的關系，而這種規定主要是保證進獻者（開領主）在莊園裏的實力地位。實際上，“本家”、“領家”等各級領主大多是名義上的領主，充任莊官的開領主才是莊園的實際所有者。他們不只掌握莊園經濟、行政、司法等權力，而且也是莊園武裝力量的組織者。莊園領主能不能順利地調動莊園武力，完全取決於莊官的態度。
這個時期莊園的農民已經成為莊園的專屬農民，即“莊民”。莊民生產糧食、農副產物、山林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這些產品除滿足莊民本身需要外，還供應住在奈良、京都的莊園領主。這表明，莊園經濟是一種農業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整個莊園便是一個同外界很少聯系的經濟整體。
而到了如今，莊園領主制確立起來。封建莊園占全國土地之半，而所剩餘的一半土地由於“知行國”制的確立，也逐漸封建領地化了。“知行”意為對土地財產的直接支配。“知行國”或“領國”是指特定的個人（皇族、廷臣、後來也包括“武家棟梁”）擁有知行權的國（地方），實際就是采地，這些知行國進一步變成了皇親、權貴和武家的世襲領地。
而說到這裏，重點也就出來了：由於知行國漸漸變得尾大不掉，皇親、權貴和武家的世襲領地不斷侵蝕國家的根本，如今日本的朝廷眼見又將陷入桓武天皇改革前大名把持財權各自為政的政治怪圈，所以感覺自己也算年富力強的鳥羽，便想再來搞一次改革，誰知道卻是還沒開始就崩了盤，他的親爹白河讓他下臺也算是為了他好，總算保了他的一條小命。
前面說了，桓武天皇能夠搞政治改革，靠的就是支持他的大名藤原氏族，在後來的改革逐漸成功之後，以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勢力自然日益顯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搖直上，至9世紀下半期，竟達到建立攝關政治，獨攬朝政的地步。
而作為最大的權門貴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優厚賞賜，以接受“職分田”、“位田”、“職封”、“位封”和臨時賞賜的名義，獲得大量土地、勞力和財富，遠勝他人。這是藤原氏政治家的經濟基礎，但能攫取最高權力，主要是靠不斷玩弄權術打擊他氏，以及同皇室聯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公元9世紀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頭之後，立即將其女兒送進宮中作仁明天皇女徹，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o年—公元857年在位）獲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o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將其女送進宮中，從而成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過制造“承和之變”和“應天門之變”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壓倒政敵。結果先則於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當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個太政大臣，繼則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為幼小外孫清和天皇“總攝庶政”，進而於貞觀8年（公元866年）正式獲得“攝政”稱號，開始了名副其實的人臣（臣下）攝政。良房之後，其養子藤原基經（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攝政，並於公元887年被剛即位的宇多天皇賦予總攬國政全權。詔書說：“其萬機巨細，己統百官，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
“關白”一詞取自中國歷史名著《漢書》，系“稟報”之意，在日本不久便變為官職之名，等同於丞相（宰相）。這樣，藤原氏便開創了日本史上“關白政治”這一特殊政體，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時作“攝政”，天皇成年後作“關白”的政體。
以藤原氏為代表的官僚貴族集團的統治已完全失去進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墮落。他們追求的是富麗堂皇的宮殿、神社和當作別墅用的佛寺、盛大的節日儀式、游宴、裝潢貴族老爺身份的文學和音樂，對於滿足這種奢侈生活來說，來自國家的龐大收入猶感不夠，於是便大搞賣官政治。對於能夠出錢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錢多少賣給國司及其以下相應的官職。國司一職最有貪汙財的機會，許多官僚貴族紛紛通過賄賂藤原氏弄到兼任國司之職，身在京都，派代宮赴任，稱為“遙任”。國司毫不顧及生產，在國衙領內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領”綽號。當時流行著“受領跌個跟鬥也要抓把土”的說法，形象地說明了國司的貪婪。
而尾大不掉的代價，就是要面對這些大名逐漸膨脹的野心！
在公元1o世紀3o年代前後，日本幾乎同時生了兩大叛亂事件——“平將門之亂”與“藤原純友之亂”。前者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後者生於天慶2年（公元939年），故史稱“承平、天慶之亂”。平將門（公元94o年）屬於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總地方，公元935年同族生內訌，朝廷進行幹預。為此他糾集反抗國衙的關東武士驅走關東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關東八國獨立，在下總猿島築起宮殿，自稱新皇。
驚慌的朝廷於公元94o年派軍征討，但征討軍末到，叛亂已被平氏同族平貞盛和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平息，這兩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純友（公元941年）是伊豫國（今四國愛援縣）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餘只船動叛亂，襲擊淡路、讚歧兩國國府，邁進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經基平息。“承平、天慶之亂”說明，朝廷已無力鎮壓叛亂，必須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從這時起，地方武士的實力也開始得到中央的承認。
此後，又生了開始於房總而又迅擴展到上總、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亂”（公元1o28年—公元1o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將領表現無能之後，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賴信，迅解決了問題，據說源賴信之名使平忠常喪膽，不戰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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